申涵光与永年申氏

　　诗歌发展到明清之际，北方和南方的创作已有明显的落差，除了政治、文化中心京师，河北一带产生全国影响的诗派只有永年申涵光开创的“河朔诗派”。当时申涵光与同邑张盖、鸡泽殷岳并称“畿南三才子”、“广平三君”，以至于邓汉仪序申涵光诗，有“今天下之诗，莫盛于河朔”的说法。后来王渔洋也说涵光“称诗广平，开河朔诗派”，足见其在北方诗坛独树一帜。但令人遗憾的是，近代以来对申涵光及其文学活动的关注和研究非常之少，永年申氏家族的文学创作也尚未进入清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为此，《聪山诗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版）和《永年申氏遗书》(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2月版)的出版，对我们是个很好的提醒，对清代北方文学的研究更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申涵光(1618-1677)生于簪缨之家，少年时代即不以科举为意，“以贵介公子甘为盛世之巢”。二十六岁值明亡，益发专意于诗学，“上下今古，无不穷究”(《聪山诗集》自序)。在精神上认同陶渊明，风格上追摹杜甫，而又博采盛唐大家，崇尚真趣，直摅性情，终于自成一家之言。这在明末清初那个时代是很不容易的，当时诗坛虽鄙弃明代复古派的模拟抄袭之风，也不满于公安、竟陵的流于俚俗、幽僻，希望挣脱明人的窠臼，却又看不到新的艺术目标和路径。在这种形势下，申涵光主张学古而得其神，入而能化，所谓“服古既深，直行胸臆，无不与古合”(《屿舫诗序》)，就成为王渔洋着眼于深度师古、从精神上得唐人真髓的神韵诗学的先声。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申涵光虽反复陈说“直行胸臆”的诗歌主张，但他同时也尊崇“温柔敦厚”的诗教，以平和中正为旨归，明显看得出其背后世家子弟明哲保身、全身远害的处世原则。这种艺术观念上的两重性在中国古代作家身上很常见，申涵光的诗歌创作正是在两者间取得平衡的范例。他的作品虽直面现实，描述了易代之际的战乱景象，但并不直斥清朝，多以咏古、拟古的形式曲折地寄托自己的感怀，所以声情较平淡，与当时以归庄等为代表的悲歌慷慨的遗民诗有着很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