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仲仁

申仲仁（1916—1940），又名申铭鸿，申伯纯长子，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仲仁青少年时受父亲的影响，思想进步。14岁时曾被父亲申伯纯送到洛阳冯玉祥的军事学校学习，19岁在北京师大男附中学习期间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当了民先的侦缉队长，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此后投身革命，成为中共北方局天津地下电台的报务员。当时懂无线电的人不多，南汉宸在天津租界有一部电台，急需报务员。父亲申伯纯那时已在南汉宸的联络下为党工作，就把仲仁介绍给南汉宸，在租界里作了秘密电台的报务员。

仲仁的电台负责天津地下党与中央的联络工作。1936年初，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进行大规模“剿共”，中国处于极度白色恐怖时期。秘密工作了约半年之后，日本宪兵队跟踪电台信号，发现了这部电台。一天，仲仁发完报出来，手里拿着一份报纸，电报底稿就夹在报纸里。一出门，就让日本宪兵队给围上了:“不许动，举起手来!”仲仁非常机警，不动神色地把拿着报纸的手举了起来。趁日本宪兵冲进屋里搜电台的机会，一下子把底稿抽出来，塞到嘴里咽了下去。等日本人回过神来的时候，底稿和密码都已经销毁了。仲仁被抓到日本宪兵队，受到严刑拷打，辣椒水、老虎凳、夹棍都上了，十个手指全被夹烂了，但是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坚持说:“我是商业电台，我是做生意的，我是给老板发报，报告商业行情的。”当时上海等地的电台，由于叛徒的出卖，几遭破坏。而申仲仁凭着共产党人的信念与意志，坚贞不屈，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护了党的地下组织。数月之后，他在组织的积极营救下终于脱离虎口，可是他的健康却从此恶化，由于被灌了大量的辣椒水，肺部受到严重损坏。

仲仁后来经西安、保安到延安，在军委三局作通讯工作，改名申铭鸿。西安事变发生时，党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代表团携带一部电台，申仲仁是台长兼报务员。周恩来一行到达西安后，设立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电台安置在地下室。当时谈判非常紧张，白天谈完之后，周恩来还要向延安方面汇报、请示，仲仁的工作非常忙，一连几个月蹲在地洞子里，健康又有所恶化。

抗战爆发后，仲仁回到延安，在军委三局任第二科科长，负责与上海、新疆等地我党的地下电台联络。仲仁年轻又肯干，同志们都很喜欢他。在太行山时，父亲知道他身体不好，曾给他发过一封电报，询问他的病情。他立即复电批评父亲:“用军用电台询问私事，实属不应该。”

1940年初，牲口驮着电台过桥，翻到河里，他不顾身体的不适，跳到冰河去捞，电台是捞上来了，他却连续几天发高烧。在那个缺医少药的艰苦环境下，仲仁的病一天天地加重，终于倒在了盐店则的窑洞里，那年他仅仅24岁，他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申伯纯闻讯儿子去世，赋诗一首:“自信年来少私意，却怎偏哭我亡儿!”

1945年，为了缅怀革命烈士，军委三局在盐店则村西侧建烈士陵墓，安葬了在三局工作时为革命牺牲的七位烈士。申仲仁(申铭鸿)的墓碑在正中间，碑正面为王铮1945年清明题字:“申铭鸿同志之墓”，两侧碑文为军委三局题:

申铭鸿同志又名孙[申]仲仁，河北宛平人。十九岁初中毕业，习无线电，翌年加入中共，于极度白色恐怖中担任党之秘密通讯工作。曾为敌寇所捕，虽于严刑下始终保持布尔什维克高尚气节。敌无已，乃释放，但病根痼结。抗战爆发后，来八路军任三局第二科科长。其为人埋头苦干，虚心学习，意识进步之迅速，尤为知识青年通信技术人员之榜样。虽于肺痨缠绕中，始终关心组织，从未强调个人，终以病入绝境，于四零年与世长辞，享年二十四岁。

第十八军团[集团军]通讯联络局一千九百四十五年四月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