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
聂耳(1912-1935),原名聂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汉族,云南玉溪人。中国音乐家。他从小家境贫寒,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感情,他在有限的生命中创作了数十首革命歌曲,他的一系列作品,正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聂耳开辟了中国新音乐的道路,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先驱。聂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另外由赵丹主演的影片《聂耳》在1959年上映后也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这部电影是新中国第一部音乐传记片。
个人履历
聂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
云南玉溪人,出生于云南昆明,祖籍云南玉溪。1912年2月1日生于昆明市甬道街72号,1935年7月17日在日本藤泽市海滨溺水而卒。
聂耳从小喜爱音乐(改名为“聂耳”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耳朵特别灵),1918年就读于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利用课余时间,聂耳自学了笛子、二胡、三弦和月琴等乐器,并开始担任学校“儿童乐队”的指挥。
1922年,聂耳进入私立求实小学高级部(现昆明第十中学),1925年考取云南省第一联合中学(现昆明市第二中学)插班生立。时值第一次国内革命风暴在中国南方兴起,他开始受到进步书刊和《国际歌》等革命歌曲的影响。
1927年入云南第一联合师范学校(现昆明学院)学习,在校期间参与了学生组织“读书会”的活动,并与友人组织“九九音乐社”,经常参加校内外的演出活动。并开始学习小提琴。1931年入黎锦晖主持的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1932年7月发表《中国歌舞短论》,并因批评黎氏被迫离团。
1932年11月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苏联之友社)。这时期他还自修了和声学、作曲法等作曲理论。1933年开始为左翼电影、戏剧作曲。1933年,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4月聂耳加入百代唱片公司(中国唱片厂前身)主持音乐部工作,同时建立百代国乐队(又名“森森国乐队”)。这也是聂耳最多产的一年。1935年初,聂耳创作了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1月聂耳任联华二厂音乐部主任。1935年7月1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 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创作了37首歌曲,大多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准确地塑造了工人、歌女、报童等劳动群众的音乐形象。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聂耳的这些歌曲,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他的代表作有《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码头工人》、《新女性》、《毕业歌》、《飞花歌》、《铁蹄下的歌女》、《卖报歌》、《梅娘曲》等。
他的音乐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严肃的思想性、高昂的民族精神和卓越的艺术创造性。他的音乐创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发展明确了方向,树立了榜样。
人物年表
1912年 2月14日(农历辛亥年腊月廿七),聂耳出生于云南省玉溪市。他的父亲聂鸿仪(字翼廷)是当地的一位中医师,兼营一家小药铺,名叫“成春堂”。他的母亲彭寂宽(傣族),原主要从事家务,并协助其夫经营医务。聂耳乳名嘉祥,学名守信,字子义。他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他在男孩中排行第四。
1916年7月17日聂耳的父亲病故,家庭经济立即陷入困境。后依靠他母亲的努力,通过了医生鉴定的考试,获得正式挂牌给人治病的资格,同时仍兼成春堂制药、卖药的经营,勉强负起全家的经济重担。聂耳进入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学习非常刻苦努力,成绩经常名列前茅。初小结业后,因生活艰难,无法按学校的规定缴纳童子军服装费,被迫转学。
1922年~1925年 1922年春,进入昆明私立求实小学高小部学习,由于他的成绩优秀,得到减免学杂费的待遇。他从小就明显表露出对音乐的爱好,先后向其家人及邻居邱木匠学习民族乐器(竹笛、二胡、三弦、月琴等)的吹奏并对当地民间音乐(如滇戏、花灯、洞经调等)开始接触。热情投入求实小学的课余音乐活动,曾被选为该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学生音乐团的指挥等,并曾荣获该校第一号学生奖状。
1925年—1927年 小学毕业,考入云南第一联合中学。学习期间热情投入进步学生运动(如参加五卅惨案后援会等),并开始阅读进步书刊等。在其作文课业中表现出对时事的关注及鲜明的同情劳动人民的观点。同时,每天晚上参加由法藉教师柏希文所开办的英语学会,进行英语的补习,并向柏氏学习音乐基础理论和钢琴的弹奏,积极热情参与校内外的业余音乐活动。
1927年夏初中毕业。
1927年秋—1928年冬 历经三榜考试,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级部外国语组,主修英语。 ----结识后来担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音乐教师的张庾候,开始随张学习小提琴。并与其三哥聂叙伦、友人李家鼎等经常在家里进行民乐合奏等活动。参加学校里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所组织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开始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读物。参加由当地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济难会”,多次从事给被关押的革命同志进行接济等工作。1928年正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及进行有关刻印、张贴传单以及参加示游行等活动。
1928年11月~1929年5月 1928年11月底,出于投入实际斗争的革命愿望,他瞒着家庭报名参加滇系军阀范石生所招收的“学生军”,秘密离开昆明,中经越南、香港等地,到达湖南的郴州,接受所谓新兵训练。当年底,离开新兵队,任特务连的上士文书。1929年3月随军官赴广州,4月8日被该部队遣散,流落广州。4月中旬,以聂紫艺的名字,考入广东戏剧研究所附设的音乐班,但入学后发现与其志愿不合,即离所。5月6日,靠朋友的借款,得以返回昆明家乡。
1929年5月~1930年7月 回昆明省立第一师范,插入原班继续学习。仍然作为学校的的课余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经常参加校内外的音乐、戏剧等活动。与张庚侯、廖伯民等友人一起组织九九音乐社。当年10月,开始参加该校的戏剧研究会所举办的一系列中文话剧的演出活动。与其在云南的初恋女友袁春晖结识。在昆明发生大爆炸后积极参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青年救济团的各项针对反动派的斗争,因而引起反动派的注意。在毕业(1930年)前夕,得悉他有被捕的危险,在其家庭的帮助下于7月10日随云南一商人匆匆逃离昆明,绕道海防、香港、到达上海。
1930年7月~1931年3月 7月18日到达上海,在云丰申庄从事杂役性的工作,开始没有工资,于8月下旬,才给以每月十五元的低薪。11月,经朋友介绍参加由上海中共地下党所领导的进步发群众组织——反帝大同盟。
1931年3月19日云丰申庄倒闭。失业,四处寻找职业。
1932年11月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
1933年,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4月聂耳加入百代唱片公司主持音乐部工作,同时建立百代国乐队(又名“森森国乐队”)。这也是聂耳最多产的一年。
1935年初,聂耳创作了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1月聂耳任联华二厂音乐部主任。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人物生平
1927年聂耳毕业于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在校期间参与了学生组织“读书会”的活动,并与友人组织“九九音乐社”,经常参加校内外的演出活动。在这期间,他还自学了小提琴和钢琴。
1931年4月聂耳考入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1932年7月发表《中国歌舞短论》,并因批评黎氏被迫离团。1932年11月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苏联之友社)。1933年,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4月聂耳加入百代唱片公司(中国唱片厂前身)主持音乐部工作,同时建立百代国乐队(又名“森森国乐队”)。这也是聂耳最多产的一年。1935年1月聂耳任联华二厂音乐部主任。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也有说被鲨鱼吃掉的,也有说被日本机关暗杀的。
主要作品
聂耳一生共创作37首乐曲,都是在他去世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所写的,其中反映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歌曲占有较大比重。聂耳经常与田汉合作。除义勇军进行曲外,聂耳的代表作品还有:
1932年:《进行曲》(口琴曲),《圆舞曲》,《天伦之爱》(歌舞曲)。 1933年:《开矿歌》,《饥寒交迫之歌》,《卖报歌》。 1934年:《走出摄影场》,《一个女明星》,《雪飞花》,《翠湖春晓》,《雪花飞》,《金蛇狂舞》,《昭君和番》,《卖报之声》,《小野猫》,《打砖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飞花歌》。 1935年:《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逃亡曲》,《塞外村女》,《打长江》,《采菱歌》,《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小工人》,《伤兵歌》,《白雪歌》,《采茶歌》,《茶山情歌》。
聂耳音乐创作生涯只有两年,却创作出许多影响几十年的歌曲。
聂耳的音乐创作生涯虽然只有1933年至1935年这短短的两年,却创作出《大路歌》、《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新的女性》、《毕业歌》、《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等几十年来一直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除了他个人的天才,最主要的是他深入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他在1933年6月3日的日记中总结说:“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
他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秋末深入到贫民区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并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他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在上海,他经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从而创作出《新的女性》。聂耳还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天天问寒问暖,那首著名的《卖报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吟诵出来的。
聂耳没有像样的创作条件,到上海一年后经过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多年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热,到北京一次连续登台演出四天仅得6元钱报酬。这不仅使他从心底更憎恨资本家老板剥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断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声。
田汉在香烟包装纸上匆匆写下《义勇军进行曲》,聂耳于国内定下初稿,最后谱成于敌国境内。
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东北后又把铁蹄伸向华北,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仍沉溺于纸醉金迷中。社会上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共产党员作家田汉找到聂耳,认为如此“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二人就此议定,要创作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二人研究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认为很有气势,可以借鉴。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发现国民党特务已来追捕,他仓促间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就被抓进监狱。
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不久,聂耳来找夏衍,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聂耳根据同田汉一起提出的构想,带着满腔激愤,只用两天时间便谱写了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聂耳由此更激发了创作灵感,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壮。
创作历史
聂耳四岁时,父亲便病故了,家境贫苦,艰难。坚毅的母亲,不仅含辛茹苦,承当着全部家务劳动,而且从不放松对儿女的教育。几乎每天晚上,她都要给孩子们讲岳飞、《柳荫记》、《孟姜女》等流传于民间的故事。母亲常常用滇戏或花灯曲牌边唱边讲。这些低徊哀婉的歌声,像潺潺小溪一样注入聂耳幼小的心房。成为他音乐艺术的启蒙教育。
聂耳家附近,有个姓邱的木匠会吹笛子。那悠扬笛声常常使聂耳入迷,后来,他和邱木匠熟识了,就利用课余时间跟他学吹笛子,不久又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音乐,启迪了聂耳的智慧,也丰富了他的生活。在学校他被推为“儿童乐队”的指挥;在家里他和两个哥哥成立了“家庭小乐队”。课余或假日,他们常常结伴到西山、金殿等风光秀丽、环境清幽的地方练习合奏,有时,吃过晚饭,他们坐在翠湖堤上,一会儿合奏,一会儿独奏,一会唱歌,通宵达旦,尽欢而归。
一次,聂耳路过一座庙堂,遇上庙里的乐师们正在演奏“洞经调”。那曲调时而高昂欢快,时而低沉忧伤,穿插其间的打击乐,节奏明快,动人心弦。洞经调虽是庙堂音乐,但它包含厂不少民间音乐的精华,爱好音乐的聂耳被吸引住了,久久舍不得离去。忽然,他发现乐师中有个吹笛子的人,是他家过去的老邻居。他喜出望外。事后,他带上纸和笔,找到这位吹笛子的乐师,恭恭敬敬地请他一段一段口述,自己将曲谱记录下来。后来,聂耳在上海创作的器乐曲《翠湖春晓》,其意境有他与伙伴在翠湖堤上演奏时获得的神韵,也有这洞经调的“影子”。
1927年,聂耳考进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进步学校里受到一些革命思想的影响,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宣传活动。他不但搞音乐也演话剧。他的处女作《省师附小校歌》,就是这个时候问世的。这支歌曲雄壮有力,富有朝气,已显露出他的才华。也就在这个时期,他开始接触小提琴,常常到西山美人峰下孜孜不倦地练琴。
1927年,大革命刚刚失败,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他不顾反动派的迫害,积极参加我党领导的青年读书会和音乐、戏剧的演出,参与散发传单等秘密活动,并毅然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1930年夏,十九岁的聂耳在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了。正当他要走上工作岗位时,意外的事发生了,由于聂耳参与进步学生活动,被叛徒告密,当局下令要逮捕他。当时,他三哥聂叙伦刚从日本回来,准备去上海工作。为了躲避反动当局的迫害,他三哥将计就计,让弟弟顶自己的名,连夜离开昆明去上海。
到上海后,经朋友介绍,聂耳进了一家名叫“云丰中庄”小商号当伙计。这家小商号只供食宿,不给工资。在那里,聂耳每天劳动长达十小时以上。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他仍然每天坚持学英语、日语,练习小提琴。
1931年4月,聂耳以刻苦自学的成绩和多方向才能,考入了“明月歌舞剧团”。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
聂耳进入“明月歌舞剧社”,如鱼得水,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每天练琴坚持在六个小时以上,专心致志,毫不旁顾。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三个月,他就成了乐队的主要小提琴手,接着,又学习作曲,研究和声,钻研民族音乐,并开始了他早期的音乐创作。
不久,聂耳离开了“明月歌舞剧社”,到了距离抗日前线较近的北平。在北平,他与左翼戏联和音联的同志取得联系,参加了他们组织的一些活动和演出。他常在群众性的集会上,演奏《国际歌》,听众随着他的乐声齐声合唱。他还到天桥去看贫苦人的各种演唱,细心地倾听他们的心声,体验他们的思想感情。他在1932年9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这里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有的在卖嗓子,有的在卖武功,这些吼声,这些真刀实枪的对打声、锣鼓声……这是他们生命的挣扎,这
是他们向敌人进攻的冲锋号。”
1932年11月,他从北平又回到上海,先后在联华影业公司一厂、百代唱片公司、联华影业公司二厂为电影配音和作曲。这一时期,由于他和许多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经常接触,思想进步更快。上海“苏联之友社”成立音乐小组后,他和任光、张曙等积极参加了音乐小组的活动。后来,他又和任光发起成立了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
1933年初,聂耳由田汉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不仅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艺术才华也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他一生中的创作,绝大部分都是在1933一1935年之间完成的,这期间,正是民族危机极为严重的时期,也是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实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疯狂的时候。聂耳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在他创作的歌曲中,表达了人民的呼声、民族的怒吼。
1934年是聂耳创作最旺盛的一年。这年,他为田汉的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创作了《打砖歌》、《打桩歌》、《码头工人歌》、《前进歌》,并担任导演和主演;为电影《桃李劫》谱写了主题歌《毕业歌》;为电影《大路》谱写了主题歌《大路歌》和插曲《开路先锋》;为电影《新女性》谱写了主题歌《新女性》;为电影《飞花村》谱写了主题歌《飞花歌》;还创作了儿童歌曲《卖报歌》等。1935年,为话剧《回春之曲》谱写了《梅娘曲》,又为电影《逃亡》作主题歌《自己歌》和插曲《塞外村女》;还创作了《采菱歌》、《打长江》等歌曲。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创作出了三十余首充满战斗激情和富于劳动人民感情的歌曲。
人物评价
他是天才的音乐家,又是革命者。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辉煌。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个特定的民族危亡时代所造就。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革命从此结合到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十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聂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
《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不幸正逢聂耳去世,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奏响,这足以告慰亡逝于异国的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