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

       陶希圣(1899年～1988年)，名汇曾，字希圣，以字行，笔名方峻峰。湖北黄冈人。幼读诗书，9岁被在豫省任知县之父送入开封旅汴中学（河南省立第一中学前身），续就学于武昌英文馆。1922年，陶自北大法科毕业后任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员。1924年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同时在上海大学、上海法政大学、东吴大学等校讲授法学和政治学。1927年初，陶希圣应聘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中校教官，参加北伐革命军工作，从此以“陶希圣”之别名取代“陶汇曾”之本名，并终其一生。

      幼读诗书，9岁被在豫省任知县之父送入开封旅汴中学（河南省立第一中学前身），续就学于武昌英文馆。1922年，陶自北大法科毕业后任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员。1924年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同时在上海大学、上海法政大学、东吴大学等校讲授法学和政治学。1927年初，陶希圣应聘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中校教官，参加北伐革命军工作，从此以“陶希圣”之别名取代“陶汇曾”之本名，并终其一生。1929年后，在上海复旦大学、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上海法学院、立达学园及中央大学任教；同时与周佛海、樊仲云等创办新生命书局。

　　1931年1月，陶希圣受聘为中央大学教授，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法律思想史。教授之余，他仍笔耕不辍，《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一书即此时的代表作。同年暑假后，陶应北京大学之聘，回母校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等课程。同年暑假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轮流于清华、燕京、北师大、朝阳等校兼课。1935年1月，陶希圣联合王新命、何炳松、萨孟武、樊仲云、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等10位教授于上海《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声称：中华民族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已经失去存在的依据，因此，“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1936年，陶希圣为学友黄现璠著《唐代社会概略》作书“序”。1937年抗争爆发后，陶挟笔从政，在武汉与周佛海创办“艺文研究会”，“希圣为文分析国际问题，以评论表明国民革命与抗战建国之立场与政策，即自此时开始”。1938年7月，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同年底随汪精卫出走河内。1939年8月，任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40年1月，与高宗武逃赴香港，披露汪日签订“密约”内容，旋与连士升等在香港创办国际通讯社，发行《国际问题周刊》。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去重庆，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起草《中国之命运》，并任《中央日报》总主笔，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1947年，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赴台湾后，历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设计委员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革命实践研究院总讲座，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日报董事长，中央评议委员等职。1988年6月27日在台北病逝。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由于北伐革命和辩证唯物论浪潮的冲击，中国社会结构产生了激变，一些学人力图以经济观点来探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史的分期及中国社会的性质等问题，并由此引发了一场论战。这场论战的发起者是陶希圣。他首先在上海《新生命月刊》提出：《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此论即引起诸多学人的响应和论战，论战的焦点有三：一派认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一派认为“中国是商业资本主义”；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则认为“中国封建制度已衰，封建势力犹存，而中国社会的两大阶层是士大夫与农民”对于陶希圣史学的评价，1949年以前，人们大多持肯定的态度，如顾颉刚认为，在当时的历史学者中，“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而其中“陶希圣先生对于中国社会有极深刻地认识，他的学问很是广博，它应用各种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指示，来研究中国社会，所以成就很大”。

　　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同样认为，“中国近日用新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成绩最著，影响最大，就算陶希圣先生了”，“陶氏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之贡献，就在他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史’影响颇大”。直至1949年10月，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仍认为，陶希圣“所主编的《食货半月刊》更是一个最著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此后，陶希圣的史学成就或不被人提及，有的只是反面形象。1978年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后，陶希圣的史学成就逐渐被学术界重新评价，他早年提出“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的主张，1979年由学友黄现璠再次提出。两者不同之处在于：陶希圣提出“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的主张仅仅针对汉族历史而言，而黄现璠提出“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的主张既针对汉族历史而言，又针对少数民族历史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