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功叙

中科院院士、地球物理学家、原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38年回国后，曾任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和中国地震学会的理事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50年来对中国地球物理勘探事业和石油等矿产资源的发现及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先后编著《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和《地球物理勘探基础》，对发展地球物理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生平简介

解放前

　　顾功叙1908年6月25日出生于浙江省嘉善县。父亲是农村小学教员，幼年家境清寒，得到亲戚的资助，才有机会进中学和大学学习。1929年在上海大同大学毕业后，到杭州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助教。1933年清华大学向全国招收公费留学生，顾功叙通过考试被录取，指定去美国学习地球物理勘探。1934年9月进入美国科罗拉多州矿业学院，于1936年取得该学院的地球物理硕士学位，后转赴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地球科学系作研究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顾功叙中断在美国的研究工作回国，到抗战后方的云南省昆明，任当时已搬迁到昆明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那时科学研究和生活条件都很差，没有必要的仪器设备，他仅凭几台简陋的仪器在云南、贵州两省的10 余个地区，开展了中国较早的地球物理勘探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平研究院从昆明迁回北京，顾功叙于1947年初随着回到北平，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无法进行现场地球物理勘探和研究工作，他就在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等兼授地球物理勘探及物理学课程。同时与同事曾融生配合，用了近2年的时间，充分利用中国境内当时已有重力加速度观测资料，进行了中国大陆地壳均衡改正的研究。顾功叙在1939年加入中国物理学会，曾一度任该学会书记。1940年参加中国地质学会，历任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名誉理事。1947年他与翁文波、傅承义、陈宗器、赵九章、王之卓等地球科学家们一起，发起和创建了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创刊编辑出版《地球物理学报》。顾功叙历任该学会常务理事、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和《地球物理学报》主任委员、主编、名誉主编。

解放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顾功叙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主持地球物理勘探的研究工作。1949年下半年，他接受当时中央重工业部的委托，在北京举办了新中国最早的地球物理勘探训练班，从无到有培养了第一批地球物理勘探人员。1951年国家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顾功叙被任命为委员和地质矿产勘探局地球物理勘探处处长，为中国地球物理勘探工作的发展和队伍的建设尽心尽力。1952年他在北京又为一大批大学物理系毕业生举办第二期地球物理勘探训练班，为当时的冶金部、地质部、石油部、煤炭部等系统进一步培养了一大批地球物理勘探技术骨干。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成立后，顾功叙先后任该部地质矿产司副司长、地球物理勘探局副局长、总工程师。具体组织和指导地质部系统的地球物理勘探工作。1953年他参加北京地质学院地球物理勘探系的建立，并在该系开办了全国各部门物探技术人员大规模的冬训班，不但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物探人员的技术水平，而且为全国各部门物探队伍之间的沟通，为生产、科研和教学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打下了基础。地球物理勘探在中国是一门新兴的科学技术，还处于发展阶段，在进行实际勘探工作的同时，科学研究十分必要，顾功叙不仅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组织并指导这方面的科学研究，还把地质部地球物理勘探局的一个试验室发展组建成地球物理勘探研究所，1959年起任该所所长。

　　1966年河北省邢台大地震之后，遵从周恩来总理要求地质和地球物理工作者加强地震预测预防研究的指示，顾功叙就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地震预报研究方面；主管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地震科学研究工作。国家地震局成立后，1978年顾功叙任该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继续指导深入开展地震预报及有关问题的研究工作。1985年顾功叙退出领导工作的第一线，任名誉所长，继续进行研究工作和培养指导研究生。1979年顾功叙与傅承义、翁文波、马杏垣、张文佑、李善邦、秦馨菱、谢毓寿、曾融生等地球科学家们发起和创建了中国地震学会，创办编辑出版《地震学报》。顾功叙历任该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和《地震学报》主编、名誉主编。顾功叙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至第七届代表。1977年被选为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联合会（IUGG）中国委员会主席。

青少年时代

　　顾功叙1908年生于浙江省嘉善县洪溪小镇高浜村。他父亲在洪溪小学教书。家里十分清贫。他勉强进小学读了三年，因母亲去世，父亲把他送到住在天凝庄小镇的姑母家，姑夫是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家里经常吵架，实在住不下去，又寄居在枫泾的姨母家，在那里继续读小学。小学毕业后，父亲的意思，家里穷，找个学徒生意学门手艺吧，就同嘉兴一爿绸缎店联系好，准备让表哥带他去学徒。可是姨母觉得一个很有天资的男孩子丢掉学业太可惜了，东凑西凑总算凑足了学费，送他去嘉兴县一所教会学校——秀州中学读书。在那里他勤奋苦读，连暑假也不休息，中学六年的课程只花四年就毕业了。

　　毕业后，顾功叙很想再继续深造，可是家境那么困难，很难说得出口，恰巧，他的另一位姑夫（其父的姐夫）在纸烟店当帐房先生，家里没有子女，经济比较宽裕，看到勤奋好学的顾功叙很有培养前途，答应资助他去上海读大学，并劝他父亲说“功叙很会念书，而且又那么勤奋，再难，再苦，也得想法送他去深造。”他父亲何尝不想让自己心爱的孩子去读大学，只是教书匠的微薄薪水只够勉强糊口，哪里有钱供他去上海读书呀！后来在众亲友的劝说下，横下一条心，冒险去办了一个会，凑到了一笔钱，加上他姑夫的大力资助，顾功叙终于只身到了上海，考入大同大学理科，读了三年于1929年就毕业了。

　　大学毕业后，谋事也很困难。恰好，浙江大学物理系主任张绍忠，曾在嘉善县洪溪小学教过书，同顾的父亲曾同事过，也还沾上一点亲戚关系，张的嫂子是顾的姑母。经张绍忠先生推荐，顾功叙进了浙江大学物理系担任助教，他一面教书，一面刻苦学习，三年时间他除了在课堂、实验室带领学生上理论、实验课外，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尤其对物理学他真是入迷了。

　　那时日本军国主义正疯狂地践踏中国的大好河山，1931年挑起了““九·一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又发动了对上海的武装进攻，全国人民义愤填膺，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的浪潮。但是国民党投降派却不断丧权辱国，妥协退让。当时青年的顾功叙，觉得我们的祖国之所以受强敌的欺负就是因为我们太弱，首先要使军事上强盛起来，所学的物理学能做些什么呢？他想，要研究弹道力学，有了先进的武器才能打败侵略者。1933年夏他去投考庚子赔款公费留学，报考的科目就是弹道理论。那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主张报考庚款公费留学的对象不只限于清华大学，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以报考。当年十月发表顾功叙中榜，但指定学习的科目是地球物理学，而且要在清华大学预读一个学期。

　　从1933年底到1934年7月，顾功叙在北平清华大学为出国留学做准备，学习了与地球物理有关的基础课程，导师是翁文灏、袁复礼和叶企孙三位教授。

　　1934年8月，顾功叙从上海乘海轮远涉重洋前去美国，进了科罗拉多州矿业学院，读地球物理勘探研究生。1936年通过论文答辩，取得硕士学位。他是中国第一位系统地掌握地球物理勘探学理论、方法和技术的学者。他的毕业论文《两种扭秤探矿地形改正的新方法》1937年发表在矿业学院的学术期刊上。1936年他毕业后去加利福尼亚加州理工学院，在著名的地球物理和地震学家古登堡教授指导下做研究工作。

　　那时，美国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失业率很高，社会购买力极低，商品堆积如山，物价很低却无人问津。顾功叙先生虽然在美国著名的学府加州理工学院做研究工作，工作和生活环境都相当优越，但他决心要把自己学到的学识用来报效祖国，尤其是祖国的大好河山正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他实在无法安心在国外做研究了，1938年，他返回上海结婚后，就带着新婚的夫人前往抗日的大后方昆明。

开创我车野外物理探矿

　　由于日冠侵占北平，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已迁往昆明。当时主持所务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他听到顾功叙从美国学成回来，立即聘请他来所担任研究员。顾功叙到达昆明后不久就染上猩红热，他夫人同时也病倒在床，直到1939年他才开始上班。

　　那时，顾功叙的老师翁文灏先生主持资源委员会的工作，对兴办矿业很感兴趣，当他知道顾功叙要开展中国地球物理探矿事业时，给予很大支持．开始，将一套旧的磁力仪交给顾功叙使用，后来又将以资源委员会的名义向英国订购的电法勘探仪器交给他使用。

　　物理研究所先后派助理员张鸣吉和胡岳仁随顾先生去野外工作。从1939年到1946年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先后利用磁法、电阻系数法以及自然电流法在云南昆明茨坝、易门军哨（铁矿）、安宁砂场（铁矿）、个旧老厂（锡矿）、鲁甸乐乌（铝银矿）、香杉箐（黄铁矿）、昭通（褐炭田）、会泽（铅锌矿）、会泽迤碌（黄铁矿）、巧家落雪（铜矿）、巧家汤丹（铜矿）、贵州水城观音山（铁矿）、贵州赫章（铁矿）等地开展地球物理探矿工作，并与王子昌、胡岳仁，张鸣吉等合作写出12篇探矿报告。为云贵两省矿产资源的地球物理勘探做出开创性的工作。为支援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野外工作是十分艰苦的，云贵山高水深，很多地方不通公路，只好骑马，用马驮着仪器爬山、赶路。既或有路，也是泥巴路，晴天一片灰沙，雨天一片烂泥潭，而且弯多路陡，公路上的汽车经常出事故。有一次，他们从威宁出发，想搭乘一辆黄鱼车，一问价钱吓人，由于经费拮据只好背着仪器步行到曲靖才乘上车，后来听说那辆车翻到山沟里去了，幸好未乘，否则连人带仪器都将葬身沟底。

　　云贵山区的老乡生活十分贫困，顾功叙他们在野外也经常以土豆充饥，有一次他们买了点咸肉请老乡煮了吃，老乡一看“吃肉！我们这里只有过年才有肉吃呀！”

　　他们在野外工作，除了交通和生活的困难以外，还要冒着生命危险。云贵的土匪到处猖獗，不时有被害的危险，在威宁的路上就发现了土匪，老乡劝他们上山的话要找个保镖，否则太危险，一问找个保镖要5万元，他们全年的经费也不过2万元，没钱雇保镖，只能硬着头皮自己背着枪冒险上山，果然在高山上的积雪中发现有血渍。

　　他们经费困难，没钱搭乘黄鱼车，有时则搭乘美军的军车，同美国士兵聊起来，美国兵说，你们真傻，这么穷又这么苦，这野外勘探工作有啥搞头！顾功叙心里想，是的，我们是傻子，但矿产资源的探查，正需要我们这些傻子，地球物理探矿的研究工作，也正需要我们这些傻子！我们宁可做对祖国、对科学有用的傻子。

　　顾功叙以他那坚强的毅力，克服了千难万苦，在抗战的后方云贵高原拼搏了整整七个春秋，开创了中国地球物理勘探事业。1945年8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1947年2月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迁回北平。回到北平后，他把在西南山区几年野外物理勘探工作的成果进一步深入研究提高，写出《在中国西南部山地测定地电流的新现象》发表在《中国地球物理学报》第1卷第1期（1948年）。还利用中国境内已有的重力加速度资料，进行重力加速度均衡改正的研究，写出《中国208处重力加速度测定的大陆均衡改正》（一）和（二），连载于《地球物理学报》第l卷第3期（1949年）和第2卷第1期（1950年）。那时曾融生已调到他身边，担任他的助手，后一篇论文，曾融生协助他做了大量计算和分析工作。是与曾融生联名发表的。

　　他那时除了从事地球物理勘探的研究工作之夕卜，还先后在北师大、辅仁大学和北京大学兼课。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建设急需查明各种矿藏，地球物理勘探工作显得十分重要，但当时懂得地球物理勘探的科学人员却寥寥无几，高等学校也没设这个专业。顾功叙先生认为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一方面积极投入国家急需的地球物理野外勘探中去，一方面应加紧办短期训练班培养相当数量的物探科技人才。北平刚一解放，他便带领曾融生等利用地电方法参加北京附近的官厅水库勘选库址的工作。接着华北人民政府举办了一期地球物理勘探训练班，由顾功叙主持。学员除了从他任教的辅仁大学物理系毕业生中选收 10 余人外，并公开在社会上招考高中毕业生，从报考的 400 多人中录取 20 人。顾先生亲自给他们讲授地球物理勘探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技术，曾融生做为他的助手，带领这批学生前往东北长春、鞍山等地，一边辅导，一边实际操作，通过野外实地勘探实践，他们很快掌握了地球物理勘探的基该方法。这些新中国第一批培养出的地球物理探矿人才，现在绝大部分都成为地质、石油、冶金等部门的重要科技骨干。1950 年，中国科学院对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下属的研究机构进行调整，顾功叙领导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物理探矿部分同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以及原实业部地质调查所的地震部分合并，成立了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由赵九章先生担任，顾功叙先生担任副所长，分管地球物理探矿。那时地球物理探矿研究室的主要负责人是傅承义先生，1938 年便开始从事地球物理探矿野外工作的秦馨菱先生也参加了这个研究室的工作。可以说，当时最主要的地球物理探矿人才都集中在那里。他们仍采取一方面积极投入国家急需的野外勘探工作，一方面举办地球物理探矿训练班，先后在南京和北京又办了两期训练班，并组织这两批学员前往大冶、白云鄂博等矿区进行野外实地勘探。1950 年 9 月，政务院通过决定，成立以李四光为首的“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任命顾功叙先生为委员之一。1952 年，地质部正式成立，急迫需要一位有丰富经验和学识的地球物理勘探学家来领导地质部的物探工作，他们选中了顾功叙先生，同中国科学院协商后任命他担任地矿司副司长兼物探处处长，后来改为物探局，担任副局长兼总工程师，1959 年地质部地球物理勘探研究所成立，又兼任所长。顾先生通过指导矿区地球物理勘探工作，发现和扩大了许多新矿区，例如，解放前全国只有 18 种矿产搞过调查，而且没有探明储量，从 1953 年到 1958 年，已对 71 种矿产进行勘探，查出储量的有 64 种，物探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顾先生不仅常年在野外奔波，指导地球物理勘探，而且亲手培养了许多地球物理探矿人才，如夏国治、黄绪德、凌沛民、王敬尧、秦保胡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

　　8年抗日战争期间，顾功叙曾在云南和贵州两省的10余处矿区，进行了铁、铜、铅锌、黄铁矿、褐炭田等的地球物理实地勘探工作，写出10余篇有关勘探工作报告。这些工作大都是试验性的，且由于当时国家不搞建设，勘探结果既未被验证，更未被利用开发，但对发展中国地球物理勘探方法寻找矿产资源，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大规模发展地质找矿工作，地球物理勘探工作才真正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找矿工作。当时顾功叙在地质部系统任地球物理勘探局总工程师，指导金属矿、煤田、石油地区的地球物理普查工作，结合地质调查和钻探等发现了不少国家建设中急需的新矿种和矿产基地。

　　其中最重大的是大庆油田的发现。由于地球物理普查石油构造一直是最有成效的手段。1955年当地质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石油普查工作时，顾功叙认为地球物理勘探工作最有用武之地。第一年（1956年）在中国西部及华北认为有含油远景的几个地区进行了地球物理普查，第二年（1957年）顾功叙建议把地球物理勘探工作转往东北松辽平原，他考虑到该区地形地质条件最适合于地球物理普查石油构造，从而很快就发现了松辽平原之下隐藏着的大庆长垣构造带，经过钻探于1959年获得了工业性油流，推开了中国石油工业迅猛发展的大门，破除了中国贫石油的理论。顾功叙作为主要参与和领导者之一的“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1982年获得国家科技发明集体一等奖。

　　顾功叙在部署地球物理勘探实际工作中，所强调的指导思想是，必须充分考虑地球物理勘探前提，防止盲目性。他还认为地球物理勘探适宜于普查，主要应跑在地质工作前面，发现地下隐藏着的地质情况，为进一步找矿提供线索。他认为任何根据地质及地球物理观测资料的推断，都应经过钻探或其他山地工程的验证。当前地质找矿要求用地球物理解决的课题越来越多，且越艰难，必须开展地球物理勘探法、技术、原理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不断从基础学科吸取营养，从而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80年代末期，鉴于当时中国一般地球物理勘探工作者的需要，顾功叙撰写了《地球物理勘探基础》一书（1990年），由地质出版社出版，着重论述原理技术的来龙去脉，强调在部署地球物理勘探实际工作中的地球物理前提和地球物理基础。进入90 年代以后，顾功叙常卧病在床，仍惦念着中国地震预报事业的发展，终于把他对地震预报基本问题、原理和进展方面的认识写成了30多万字的《地震预报》一书初稿。不幸他于1992年1月14 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