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仁昌

秦仁昌，江苏省武进市人，我国现代著名植物学家，中国蕨类植物学的奠基人，中国植物学的一位拓荒者，著名的蕨类学家、植物分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完成了一部中国蕨类（真蕨类）专著《The Monograph of Chinese Ferns》。

简介

　　秦仁昌（1898 02.15 - 1986 07.22），字子农，江苏省武进市人，我国现代著名植物学家，中国蕨类植物学的奠基人，中国植物学的一位拓荒者，著名的蕨类学家、植物分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秦仁昌于1898年1月出生在今江苏省武进市的一个农民家庭。1914年考入江苏省第一甲种农业学校林科，在校长陈嵘、教授钱崇澍的熏陶下，立志学习植物分类学。1919年农校毕业后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林学系，1925年毕业并获学士学位。秦仁昌刻苦努力，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得到了师长们的器重。由于家境贫困，在大学毕业前两年被陈焕镛教授介绍到东南大学兼任助教，半工半读直到毕业，1927年任讲师，那时现代植物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才开始传入中国。在教学过程中，秦仁昌发现对中国蕨类植物进行研究的都是外国的学者、专家，涉及中国蕨类植物研究的文章有200多篇，全是用英、法、日、俄等国文字或拉丁文发表，模式标本也全都分散在国外，我国的学校却连腊叶标本都没有。在此期间秦仁昌对华东、华北和华中的蕨类植物进行了全面考察，并向陈焕镛教授提出了自己对植物学的一些观点，得到了陈焕镛教授的支持。1926年秦仁昌随同陈焕镛教授到香港植物园标本室工作，有机会查阅了许多标本和文献资料，得到了更深的启发，因此更坚定了秦仁昌研究蕨类植物的信心，便立志研究。为了掌握、研究各国的文献材料，秦仁昌努力学习外语，经过奋发学习，他熟练地掌握了英文、拉丁文和法文，能阅读德文和俄文，秦仁昌广泛查阅文献资料，同外国专家、学者和书商通信，通过交换、购买等方式，一点一滴地搜集和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同时采集标本。

　　1927年秦仁昌受聘于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任植物学技师。秦仁昌搜集资料一丝不苟，通过几年的努力，他基本上掌握了180多年来我国学者发表的有关中国及邻近一些国家的蕨类植物文献。但因中国植物的模式标本也全都分散保存在国外各国的标本馆内，许多问题在国内无法澄清，于是秦仁昌决定到欧洲进修考察。

　　在胡先骕教授的支持下，于1929年到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植物学博物馆，得到当时世界著名的蕨类植物学权威C．科利斯登生（C.Christensen）的指导，开始考察、研究蕨类植物分类学。同时，秦仁昌还经常与美国、英国、瑞士的蕨类植物学家广泛交流联系，也得到他们的帮助，从而奠定了他研究蕨类植物的坚实基础。1930年秋，秦仁昌代表中央研究院出席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会后，为了彻底查清中国蕨类植物的模式标本，他又到瑞典、德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等国的标本馆作了短期访问研究，查阅标本。为了研究中国的植物分类学，又到英国皇家植物园标本馆及大英博物馆进行系统研究，查阅了皇家植物园标本馆所收藏的全部中国产的蕨类和种子植物标本以及邻近国家的蕨类植物标本。大量阅读了该馆珍藏的植物学名著和各种刊物，积累了大量珍贵资料。

　　1932年秦仁昌回国，任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研究员兼标本室主任。1934年创建我国第一个植物园——庐山森林植物园；他在较短的时间内引种栽培国内外数千种植物，同时完成30万字左右的《中国与印度及其邻邦产鳞毛蕨属之正误研究》一文。之后又创建了静生生物调查所云南丽江植物工作站并任主任。1938年，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九江一带被日寇进逼，形势危急，秦仁昌教授把一些有关蕨类植物研究方面的图书和标本寄存在庐山美国小学里，辗转流亡到昆明。他充分利用云南这个“植物王国”的有利条件，不畏艰难困苦，广泛调查和采集植物标本，展开对植物的研究，走遍了整个云南，他建立了庐山植物园丽江工作站，在昆明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蕨类植物研究中心。1940年在昆明期间，秦仁昌发表了《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系统》一文，他从蕨类植物的演变规律出发，根据系统发育理论，清晰地显示出蕨类植物的演化关系，大胆提出自己的创见，将水龙骨划分为30多科、200多属。动摇了长期统治蕨类植物分类的经典系统，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争论，震动了国际蕨类学界并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解决了当时世界蕨类植物系统分类中最大的难题，这是世界蕨类植物系统分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因而当年获荷印隆福氏生物学奖，从而一个崭新的经典的自然分类系统诞生了，后来被国际上统称为“秦仁昌系统”，填补了中国对蕨类植物系统分类方面的空白。1945年，秦仁昌被聘为云南大学生物系和林学系教授兼主任，同时，兼任了一些其它行政职务。

　　1949年后，秦仁昌又兼任云南省林业局副局长。1952年，秦仁昌教授率领考察队，深入到云南西部的中缅边界，踏遍了中缅边界的山山水水，在芒市坝建立林场，并开始投入了橡胶林的育苗和造林工作。1953年，秦仁昌又到云南东南部的中越边界，参加营造巴西橡胶林的勘察设计工作，选定了橡胶宜林地，在云南诞生了新中国的橡胶林。

　　1954年，秦仁昌教授发表了《中国蕨类科属名词及分类系统》。1955年，秦仁昌教授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同年，调北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兼植物分类与植物地理学研究室主任。秦教授对中国蕨类植物的研究开始了新的部署，以蕨类植物形态分类为基础，深入调查我国的蕨类植物资源，并开展解剖学、孢粉学、细胞学及引种栽培等方面的综合研究，从而提高科学研究水平。1959年，秦仁昌教授被选为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委员兼秘书，同时担任第二卷至第六卷的主编，他主编的《中国植物志》（第二卷）于当年首先出版，这是我国最先出版的一卷《中国植物志》，是《中国植物志》这部历史性巨著的第一本，对发展中国和世界的植物系统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73年，秦仁昌教授完成了《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杜鹃花科属部分，得到了中外植物学家的高度评价，美国将这部著作翻译出版。他还翻译了国外植物学的最新成就的文献资料和一部近77万字的英文版《植物学拉丁文》，为我国植物学工作提供了一本极其重要的工具书。1978年，80高龄的秦教授发表了《中国蕨类植物科属的系统排列和历史来源》这一重要论文，他积累了数十年的工作经验，用新的研究成果对自己过去的分类系统作了进一步的修订和补充，对错综复杂的蕨类植物系统发育问题作了更深入、细致的探讨。次年，秦教授完成了《近代科学技术大词典》（植物学部分）的翻译工作。相继又组织翻译《韦氏大词典》（植物学部分）及完成《西藏植物志》中的蕨类植物志的工作。在“文革”期间，虽然环境、条件极其艰苦，面对重重困难，秦仁昌教授也从未停止过对蕨类植物的研究工作。

　　秦仁昌教授早在20年代曾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部主任；曾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植物分类与植物地理学研究室主任，并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及华南植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顾问、《植物分类学报》主编；先后任中国植物学会理事、副理事长及名誉理事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被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被选聘为国家科委林业组成员及国际植物学会分类和命名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及蕨类植物学小组成员；被印度蕨类植物学会授予名誉会员；曾出席过全苏植物学会第二届代表大会；是20世纪世界上对蕨类植物系统学有卓越贡献的权威之一，因此被称为中国的蕨类学之父。1989年秦仁昌教授被授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93年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秦仁昌教授从事我国植物学研究60多年，对数千种蕨类植物，一一进行多方面的考察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著有许多关于中国蕨类植物的专著和论文。同时，在林业学、植物学、蕨类分类植物学方面为祖国培养了不少人才。对蕨类植物学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对中国蕨类植物提出了更客观的分类观点，从而创建了最完整的中国蕨类植物分类系统。对中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秦仁昌1940年发表的《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对国际蕨类植物学界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其科属概念大都被世界蕨类植物学家所采用；1978年发表的新系统，形成了秦仁昌系统学派；1959年编辑出版的《中国植物志》（第二卷），是《中国植物志》这部历史性巨著的第一本，为其他卷册的编写起了典范作用，对发展中国和世界的植物系统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秦仁昌20年代曾任东南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植物学助教、中央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植物学讲师、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部主任。在此期间他还访问了瑞典、德国、法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标本馆，并在英国皇家植物园标本馆和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过。回国后任静生生物调查所研究员兼植物标本室主任。1933年和其他中国植物学老前辈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植物学会，被选为副理事长。1934年创建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庐山森林植物园并任主任。抗日战争期间辗转流亡到云南，又创建了静生生物调查所云南丽江植物工作站并任主任。1940年发表的《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解决了当时世界蕨类植物系统分类中的最大难题，当年获荷印隆福氏生物学奖金委员会颁发的奖金。抗日战争胜利后至1948年到云南大学生物系和森林学系任教授兼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植物分类与植物地理学研究室主任，并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及华南植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79年以后一直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顾问、《植物分类学报》主编。先后任中国植物学会理事、副理事长及名誉理事长。1954年以后被连续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7年为国家科委林业组成员；1958年被聘为新疆综合考察队植物组组长，并赴新疆进行考察。1959年被选为《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委员兼秘书长。曾被选聘为国际植物学会分类和命名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及蕨类植物学小组成员，被印度蕨类植物学会授予名誉会员。此外，他还出席过全苏植物学会第二届代表大会。

立志研究，奋发学习

　　秦仁昌于1914年考入江苏省第一甲种农业学校林科后，在校长陈嵘、教授钱崇澍的熏陶下，立志学习植物分类学。1919年农校毕业后考入金陵大学林学系，由于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在毕业前两年就被陈焕镛教授介绍到东南大学任助教。那时现代植物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才刚刚传入我国，在教学过程中，他发现中国的蕨类植物全是外国人在研究，包括英、法、美、德、意、日、俄、奥、瑞士等国的学者、军医、传教士、外交官和旅行家等，涉及中国蕨类植物的文章有250篇，全是用拉丁文或英、法、德、日、俄等国文字发表的，模式标本也全都分散在国外，而我们的学校却连腊叶标本都没有。他决心白手起家，锲而不舍地把蕨类植物的研究工作搞起来。他希望研究蕨类植物的这一想法得到了陈焕镛的支持，并于1926年随同陈焕镛到香港植物园标本室工作，查阅了许多标本和文献资料，更坚定了他研究蕨类植物的信心。为了研究各国的文献，他努力学习外语，熟练地掌握了英文、拉丁文和法文，还能阅读德文和俄文，他广泛查阅文献资料，并与外国学者和书商通信，通过交换、购买或照相等方式，搜集和积累文献资料，并采集标本。

赴欧研究，奠定基础

　　1927年他受聘于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任植物学技师。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基本上掌握了180多年来外国学者发表的有关中国及邻近国家（特别是日本、中印半岛和印度）的蕨类植物文献。但因中国植物的模式标本都保存在欧洲各国的标本馆内，许多问题在国内无法澄清，于是他决定要到欧洲进修和考察。在胡先骕的支持下，1929年到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植物学博物馆，在当时世界著名的蕨类植物学权威科利斯登生指导下研究蕨类植物分类学。在学习期间，他和导师讨论并共同认为，当时世界流行的Diels和胡克两个分类系统都是不自然的，这一点可以说是秦仁昌1940年建立新系统的思想启蒙。其间他还经常与其他蕨类植物学家广泛交流联系，并得到他们的帮助，如美国的C．B．科泼兰特（Copeland）、C．U．摩尔通（Morton）、瑞士的H．克利斯特（Christ）和英国的R．E．霍尔通（Holttum）等，奠定了他研究蕨类植物的坚实基础。翌年秋，他代表中央研究院出席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会上又结识了许多国家的植物学家。会后，为了彻底查清中国蕨类植物的模式标本，他又到瑞典、德国、法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标本馆作了短期访问研究，查阅标本。最后在英国皇家植物园标本馆及大英博物馆进行了系统研究。为了发展中国的植物分类学，他查阅了皇家植物园标本馆所收藏的全部中国产的蕨类和种子植物标本以及邻近国家的蕨类植物标本，拍摄模式照片18300张，并作了详细记录，大量阅读了该馆珍藏的植物学名著和各种刊物，积累了大量珍贵资料。经过几年的努力，自1753年林奈首次发表中国蕨类植物以来，180多年以来各国学者所发表的中国蕨类植物标本，除了一张存放在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地下室无法找到以外，其余全部都被秦仁昌观察过，作了详细研究并写了笔记或卡片。这些宝贵的资料为产生他的新系统以及今天中国的植物分类学研究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采集建园，功绩卓著

　　要研究好中国的蕨类植物就要充分掌握中国的蕨类植物标本材料。从1923年到1928年他调查了江苏南京附近、浙江南部、安徽南部、湖北西部、青海、甘肃、内蒙古、广西及广东等地的植物，实地考察和采集了大量标本，探索蕨类植物的特性与生长条件，并对标本进行鉴定。1932年回国后任静生生物调查所研究员兼标本室主任期间，他将从国外收集的资料综合整理，结合自己采的标本资料，修定了他1930年编写的《中国蕨类植物志初稿》。此志的打印稿虽然一直未正式发表，但这是中国人研究蕨类植物最早的两本专著之一。全稿70多万字，参阅了280多篇有关文献，记载了11科86属1200多种中国蕨类植物，是第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蕨类植物专著，被永久保存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图书馆供国内外学者参考。1934年他被胡先骕派去江西庐山创建森林植物园，任植物园主任，他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引种栽培了国内外植物7000多种，并完成了约30万字的《中国与印度及其邻邦产鳞毛蕨属之正误研究》一文，第一次清晰地阐明了这群植物的发育系统和亲缘关系，这篇专著中颇为新颖的见解立即引起了各国蕨类植物学家的重视，也为他日后在世界性研究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打下了基础。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年，科研停顿。1938年他辗转流亡到云南，他久闻云南植物惊人的丰富，一直想亲自去看看，正好趁此机会对云南植物调查一番。在云南，他又建立了庐山植物园丽江工作站，充分利用云南这个“植物王国”的有利条件，不畏山高水急、路险人稀，广泛进行蕨类植物调查和采集，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批珍贵的标本为他以后对那些以我国西南山地为分布中心的蹄盖蕨、鳞毛蕨、水龙骨等几个大类群的世界性研究准备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秦仁昌却在昆明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蕨类植物研究中心，困难在一个强者面前变成了他取得更大成就的阶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创立“秦仁昌系统”

　　没有对中国植物的了解就不可能对世界植物更好地研究，没有对世界植物研究的了解也不可能更好地研究中国植物。经过多年的标本资料积累和对蕨类植物的外部形态、解剖结构以及生态环境的比较研究，他没有局限于前人之见，也没有局限于研究中国植物，而是对当时包括有全世界1万多种的“水龙骨科”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在自1930年以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科属概念的重要文章以后，终于在1940年发表了“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一文，大胆而科学地把100多年来囊括蕨类植物80%的属和90%种的混杂的“水龙骨科”划分为33个科249个属，清晰地显示出了它们之间的演化关系，解决了当时蕨类植物学中难度最大的课题，在世界蕨类植物系统分类发展史上做出了重大突破，后来被称为“秦仁昌系统”。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了国际蕨类植物学界的重视和争论，有力地推动了蕨类植物系统学研究的发展，当年即获荷印隆福氏生物学奖。这个系统结束了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被胡克系统统治的沉默状况，使蕨类植物分类系统的研究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自此以后，蕨类植物的新系统在国际上相继出现，但它们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秦仁昌的一些科属概念，受到了秦仁昌系统的影响。例如，科泼兰特1947年发表的巨著“真蕨属志”中一些属的概念和自己1929年的“水龙骨科的东方的属”文章中的概念有很大不同，就是因为他汲取了秦仁昌的许多概念作为他的新思想的重要基础。50年代以后，蕨类植物细胞学迅速发展，积累的染色体资料也证实了秦仁昌系统中的许多见解是正确的。

不懈追求，卓越贡献

　　1945年他被聘为云南大学生物系和林学系教授兼主任，还兼任了一些其他行政职务，对云南省农林业方面的发展提出了许多良好的建议。1949年后，他又兼任云南省林业局副局长，领导并计划云南省金鸡纳和橡胶宜林地勘察及育苗造林工作。在此期间，他仍坚持不懈地研究着蕨类植物，1954年发表了“中国蕨类科属名词及分类系统”，为当时全国各大标本室所采用。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调任北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植物分类与植物地理学研究室主任。秦仁昌利用北京的优越条件把蕨类植物的研究中心转移到了北京，对中国的蕨类植物研究的发展作了宏伟的新部署。为了使我国的分类学研究与世界上日趋发展的实验分类学同步，他认真研究世界上有关蕨类植物分类和进化的细胞学、配子体形态学、孢粉学以及人工杂交实验等最新的著作和文献，大力培养人才，招收研究生，率先开展结合蕨类植物分类的形态解剖和细胞学等实验研究，使我国的分类学研究从单纯的标本观察逐渐扩大到形态、解剖、孢粉、细胞、生态、植物地理、古植物和栽培利用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1959年他被选为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委员兼秘书长，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年轻同志的协助下于当年首先出版了《中国植物志》（第二卷），这是《中国植物志》这部历史性巨著的第一本，为其他卷册的编写树立了一个典范。按计划《中国植物志》中蕨类植物共五卷（第二至第六卷），到1964年，他已为其他四卷蕨类植物中的近三卷准备了初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他受到了冲击，但对于一贯酷爱自己事业的秦仁昌来说，他从来没有停止蕨类植物研究工作，仍然密切注意国际植物学研究动态，收集分类学、形态学和细胞学等各方面的有关资料，不断充实和修改自己的分类系统，于1978年发表了《中国蕨类植物科属的系统排列和历史来源》一文，使他的蕨类植物系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该系统已为全国植物学界和各标本室所采用，1989年被授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秦仁昌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还是一位诲人不倦的老师。除了现在全国各地的蕨类植物学工作者都是在他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以外，他还培养了不少林业和植物学人才。为了使年轻的中国植物分类学工作者能更快成长，他翻译了80多万字的《植物学拉丁文》一书，编译了《现代科技辞典》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植物学部分，组织和审改了《韦氏大辞典》植物学部分的译稿。他编写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的蕨类植物部分和杜鹃花科部分被广为使用，其中杜鹃花部分在美国已被译成英文本。60多年来他共发表论文160多篇，出版专著和翻译书15本。

　　秦仁昌是中国蕨类植物学的奠基人，是作出卓越贡献的世界蕨类植物系统学权威之一。正如美国蕨类植物学权威科泼兰特1947年在其巨著《真蕨属志》一书的序言中所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秦仁昌不知疲倦地为中国在科学的进步中赢得了一个新的地位。”秦仁昌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为中国和世界的植物学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