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道耕

　　清末民初是"蜀学"兴盛的重要时期，当时曾涌现出诸如骆成骧、廖平、杨锐、刘光第、宋育仁、吴之英、张森楷、吴玉章、郭沫若、蒙文通、向楚、向宗鲁、赵少咸等著名学者[①]，这些学人多出自"两院一堂"（即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和中西学堂）以及后来由"两院一堂"组建的四川大学。在"两院一堂"之外，也还有一批相当出色的"蜀学"人士，他们无论是经学、辞章，或是小学、校勘，都不乏精绝之作，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也是近代"蜀学"重要组成部分。龚道耕（1876-1941）就是其中重要一位。龚氏历任成都多所大学、中学的校长和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名校教授，人称"著述行天下，弟子遍蜀中"，是近代四川不可多得的教育家和学问家。

　　其人朴实谨厚，学识广博，精熟《苍》《雅》，精意经史，著述110余种。他不趋新以炫世，不随众而媚俗，在以廖平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大张赤帜、大行其道之时，龚氏却注重小学、力标"郑君"，在"今文"学之外独标一帜，形成与廖氏学术互异互补的景象，从而构成近代"蜀学"完整概念。他是四川近代"蜀学"著名大师，也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重要人物。然而，在近世的种种研究中，龚道耕却被学人忽略了，至今不见有专文发表。为补此缺，本文拟对龚氏学术特色聊作探讨，希望能引起人们对他的重视。

龚道耕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在经学、史学、文学，乃至教育、社会等领域，都有造诣，都值得我们深入探索。这里仅就其学术特征归纳数事，以为深入研究的引玉之砖。就龚氏学术而言，大致可以归纳为六大特征：其一"博学渊深、学贯四部"；其二"汉宋兼宗、不废今古"；其三"气度恢宏、独具通识"；其四"经史皆通、善于文学"；其五"持论平衡、发人深省"；其六"关心国事、切近日用"等。

一、博学渊深，学贯四部

龚道耕学识渊博，这是学人对他的共同看法，无论前贤，还是朋辈，无论是后昆，还是门徒，对这一点都无异议。庞俊（石帚）《记龚向农先生》谓其"发奋力学，自《苍》《雅》、群经、诸子家言，乙部掌故，及当代典制，朝野轶闻，莫不洽熟穿穴，仰取俯拾，日有造述。"［１］庞氏又撰《龚氏墓志铭》说："自《苍》《雅》训故、九流家言、乙部掌故，下及当代典制，朝野轶闻，浃熟贯通，无不宣究。"［２］

殷孟伦代龚读籀撰《先王父向农府君学行述略》（下称《学行述略》）："府君于学无所不窥，早岁治小学考据，及流略纂辑。"又："治学以广博为务，闻见搜讨，每深惟其终始，以为此孟轲氏所谓'博学而详说之，将之反说约'也。"[②]唐振常《忆舅文》也说："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博大精深，四部之学，无所不窥，而于经史，尤所倾注，最得力的著作，在于经学的研究。正由于学无所不窥，所以能成其大。"[③]

龚氏的博学，当世已引为学人楷模。唐振常回忆："赵尧生熙先生，我祖之学生而又我父之师。清末以翰林出为御史，硕学名流，驰誉国内。尧生先生最推重向农大舅父，我家尚存尧生先生致先父书札数十通，札中有谓'如向农先生者，可谓读书种子矣。'多次嘱先父多与向农大舅父相接，学其学，学其人。"赵熙（1866－1948）乃近世四川"五老七贤"[④]之一，德业文章，乡里钦崇，他对龚向农尙且如此推重，益证龚氏其人非同凡响。

龚道耕著述十分丰富，庞俊《记》谓其"发奋力学，……仰取俯拾，日有造述。年未三十，成书数十种，由是知名。"《墓志铭》也说："甫逾立年，造述有斐，扃箧至数十种。"庞《记》后附有《龚先生遗著目录》，徐仁甫则专门编有《龚向农先生著述目录》，发表于《志学》第6期。二目著录龚氏著述69种。此外，笔者考察各类文献，又补充龚氏著述遗目42种[⑤]。综合两项，可得龚氏经部著述39种，史部著述33种，子部著述27种，集部著述12种，四部合计共111种之多。

在龚氏著述中，有系统的学术专著，如《经学通论》[⑥]、《中国文学史略论》[⑦]等，是当时颇受学界重视的学术专著，一时成为成都各大、中学校通用教材；有单篇学术论文，如《补礼经宫室例》、《〈孝经郑氏注〉非小同作辨〉、《孔子生年月日说》[⑧]、《三家诗无〈南陔〉六篇名义说》[3]等，都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具有精深见解，发人所未发；有的则是辑佚作品，摭拾千古不传之秘籍（如自《鲁连子》至南北朝袁子《正论》、《佚子最录》四十四种等）。或又独识别裁，撮录古代美文范本（如《六代文钞》、《南北朝八家文钞》等），以为文化弘扬与传播之助；或又发凡起例，意欲新撰史、志（如《重修清史》、《重修成都县志》等[⑨]）；或又对古籍经典作校勘批注（如"南北朝八史"及新、旧《唐书》诸《札迻》[⑩]）；或又关注现实，评时论政；或又吟曲作诗，斐声艺林，等等。从内容上看，则遍及经学通识，制度考证，文献整理，新史修撰，文学创作，时事政治，辑佚，文选，等等方面，举凡经学、史学、文学，以及时政各个领域，都有涉猎，都有精深的发现和发明。可惜时运多乖，穷于应对，又且天不假年，遽归道山，无暇著述的董理刊布，许多著作未得发表，有的甚至还未成定稿。其已经刊布的著作不过《经学通论》、《中国文学史略论》、《三礼述要》、《礼记郑义疏发凡》[11]等数种，不及全部著述的十分之一。不无遗憾！


二、汉宋兼宗，不废今古

汉人说："《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此言经学之滥觞也。至于"经学"之成为众学之首、诸教之宗，则自西汉始。汉人治经，专门名家，重视训诂，却不重视理想体系。宋儒振起于"三教"纷争之际，注重义理思辨，超越传解注疏，直探圣人本意，放言"道统"，独标"心传"，于是理学大盛，体系粗具。中国学术遂有"汉学"、"宋学"两派之别。后世学者，或从汉，或主宋，互相攻驳，中国学术也因之互有消涨。清"四库馆臣"曰："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戸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馆臣虽然已经看到汉宋相争的问题所在，也提出了解决办法，提倡"消融门户，各取所长"，但是清代"汉学"、"宋学"分歧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更没有达到"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的境界。朝廷主持的科举考试，虽然以"程朱传义"、《四书集注》为主，清廷治国理念也是以"存天理，灭人欲"的"宋学"为宗。

　　但是学人（或民间）学术研究的重心，却趋向于"汉学"方法，于是以"乾嘉学派"为主体的考据之学在清代十分繁盛，整个学界仍然以"汉学"为主流，于时有所谓"家道许、郑、贾、马，世薄程、朱、陆、王"之说，朝野上下自然形成了"汉学"和"宋学"分野。江潘撰《汉学师承记》，流露出尊汉抑宋倾向，方东树撰《汉学商兑》予以商榷，江氏再撰《宋学渊源录》，于是汉、宋营垒更加明晰，汉、宋对立也更趋白炽。汉、宋之争不只如往日"互为胜负"、彼此"轻之""薄之"而已，而是几乎到了操戈相向、不共戴天的程度。

及至道光、咸丰时期，常州学派兴起，大张"公羊学"旗帜，于是西汉今文经学又取代乾嘉学人推崇的东汉许郑贾马之学而行世。及至王壬秋遍注群经，入蜀主教，蜀中学风又为之一变。弟子廖平成《今古学考》，正式在汉学中分出"古文学"和"今文学"，使汉世的"家法"之异、"师法"之别，几几乎重现于近世矣。至康有为等人出，大倡"新学伪经"、"孔子改制"之说，一时之间，学人治经，大臣议政，似乎以不识汉、宋，不讲今、古，不谈改制，不辨伪经，为不时髦、不入流了！不仅经学中有汉、宋之争，而且汉学内又有今、古相仇！不仅经义中有先圣、后贤之别，而且也有真伪、新旧之异了。于是学者说经，各呈意气，日起论端，经学本真，圣贤遗意，去道益远。

龚道耕却不为时论所驱，而是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自其少时读江藩《汉学师承记》而好之，粗识治学门径，但他并不是此非彼，而是汉宋兼治，无所偏倚。他既治小学，专精于文字、音韵、训诂，校刻了多种小学著作行世，撰有如《唐写残本﹤尚书释文﹥考证》、正史校勘记等考据性著作。同时又宗崇宋学，义理精通，践履笃实，真情厚意，霭然仁者。他对于今古文学，也不抑此扬彼，任情去取，而是各明其是，各取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