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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廷恺

晓名
虞廷恺
2013-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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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廷恺

一、生平简介
虞廷恺(1880——1918),族名士溥,字伯庼(博卿),号泽茜,现浙江省瑞安市马屿镇江上村人,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县学廪生,早年师从国学大师孙诒让,后留学日本明治大学,获法律学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浙江官立政法学校、浙江私立政法学校、北京高等巡警学校教席。民国初年,历任浙江都督府财政佥事、浙江财政司代理司长、国会议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候补委员、众议院代理秘书长、参议院秘书长、国家财政部官产处总办等职。与温州张烈(字云雷)、黄群(字塑初)、丽水杜师业、直隶籍忠寅等为挚友,与当时社会政要名流黎元洪、梁启超、张謇、沈钧儒、章太炎、蔡元培等亦交往甚密,辛亥革命前后,积极参加“反清反帝”及“护法讨袁”、“讨逆驱张”等活动,并为整治国家财政、兴办民族产业、加强国家议会建设献出毕生精力。1918年1月5日,在上海“普济轮”海事中遇难,年仅38岁。
 
二、主要活动
虞廷恺生于乱世,少有大志,在父辈和尊师孙诒让的影响下,很早就树立教育救国及躬身国难的思想和志向。1903年创办“养正学堂”,正是他探索救国之路的第一个实践。在执教“养正学堂”的三年时间里,未取分文束修,“养正学堂”也培养了不少济时之材,如国军中将姚琮、黄雄、姜一中、杨一飞,细菌学研究专家、教授黄震亚等。
1906年秋,在孙诒让举荐下弃教东游日本求学深造。临行前,恩师孙诒让“辱临远送,详示宗国近况,并以‘办学报国’语相助”。三年学成归国,恩师过世(1908年),写下挽联痛悼恩师:“送我九月前,金石千言犹在耳;兴公三日泪,东南半壁痛何依。”
1909年,虞廷恺回国不久,在同乡陈黼宸引荐下,结识当时组建浙江省咨议局(省议会)的沈钧儒、陈叔通、徐定超等人,并济身其中,正式进入反对封建专制的行列。
1911年11月,浙省成立都督府,虞廷恺被推为都督府佥事(财政秘书),不久任财政司代理司长。期间亲手拟订统捐暂行法、地方征收法、暂行不动产转移法、登记法、财政收支统一法等系列法规,使浙省财政有法可依,节支增收,巩固了辛亥革命成果。
民国元年,温州发大水,他与父亲介宸公(介宸公七十秩寿时,后任民国总统黎元洪曾题赠“璞玉浑金”。)“大声疾呼,醵金钜万,生者赈济之,死者掩埋之。复施衣、赠药,以救贫病,因获生存者无算”。
1913年,虞廷恺当选国会议员,年底,袁世凯开始篡夺民主革命果实,下令解散国会时,虞廷恺上书黎元洪,痛陈国会存在的利弊得失,“自缴当选(议员)证书”,此后便避开政坛,以诗书自娱,消极抵制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为。
1915年,张勋等人拥清废帝溥仪复辟,虞廷恺即赴天津,参加段祺瑞的讨逆军。讨逆驱张成功后,国会恢复,虞廷恺被任命为参议院议会委员长(秘书长),从事宪法立法工作,年内获四等嘉禾奖章。同年,与张云雷等人成立了瓯海矿务公司,接收了一度停办的永嘉孙坑铅矿。
1917年,梁启超任财政总长,力荐虞廷恺任官产处总办(相当现在的国资委主任),同时兼任参议院秘书长。当时,正置封建一统向民主共和的转型期,军阀和地方官员侵吞国家财产的现象十分严重。国家政局不稳,财政管理混乱,虞廷恺此时接任官产处,可谓任重道远。但他毫无畏惧,以梁任公(启超)眷顾(信任)为荣,毅然上任。家书中言“处(官产处)事既已接手,尤不可存一畏惧之心,惟有勇往直前,籍酬知己。”,姚琮《虞伯庼先生家传》中也说:虞廷恺“前后五阅月,凡所擘划,皆切中时弊”。虞廷恺为国会建设,可谓煞费苦心,历尽艰辛。自参与浙省咨议局及自治研究会事务起,历任参众两院财政秘书、会计科长、宪法起草委员会候补委员、众议院代理秘书长、参议院秘书长,近乎大半时间和精力用于国家议会建设上。在信中多有“日来政局摇动颇剧”,“如此国家,日在危疑震撼之境”,“国事阽危,日非一日”,“因参议院、众议院、宪法研究会三处每日接洽事宜太多,几无片刻闲暇。”“每日除吃饭睡觉外,几无休息时候”“筋疲力尽,无意作书。”诸如此类,在他的家书中多有表露。
1918年1月5日,与永嘉徐定超夫妇等同在上海“普济轮”海事中遇难。1918年2月3日(农历12月22日),参、众两院、财政部在北京三怪庵举行吊唁仪式。衣冠冢在家乡大坑山,章太炎书墓志铭。
2010年,由著名作家、原文化部部长王蒙先生作序的《虞廷恺家书》作为瑞安文史资料第31辑出版。
虞廷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积极组织创立浙省自治研究会;二是直接参与推翻清政府的活动。辛亥革命期间,他与张云雷、黄群等人敦促八十二标统带周承菼,率领新军军官起义成功,光复杭州;三是反对袁世凯的封建专制和复辟帝制的活动;四是直接参加段祺瑞的“讨逆军”。尤其是在反对袁世凯专制统治上,他更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显示了他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当他看到袁世凯解散国民党,撤消国民党议员资格时,不尽愤慨,毅然将自己的议员证上邀,并上书副总统黎元洪,指责袁世凯倒行逆施的行为是过河拆桥,是“得鱼忘筌,得兔忘蹄,於义则未顺,於理则不安”,又言“我中华民国,因法律而定国,岂可于国事甫定之后,而有藐视法律之举动。”“国会一日不维持,则人心一日不安”。《上副总统黎公书》通篇引经据典,说理清晰,大有秦相李斯《谏逐客书》之风。上书不果,虞廷恺愤懑于怀,默然反抗,“惟以诗书自娱,无一言及国事”。1915年底,袁世凯复辟帝制,虞廷恺义无反顾,走江淮,加入反袁斗争。
虞廷恺生活的时代,正置中国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大转型的时代。他从小受家庭教育和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27岁留学日本,毕生精力投入到救国事业上。他的思想十分鲜明的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政治上,他坚定的反对封建专制,企图通过发展教育,兴办民族工业,通过国会,发扬民主达到救国富国的目的,是民主革命的典型代表;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他崇尚儒学,讲究诚信,宽人严已,克勤克俭,力求“忠孝”两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是一位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继承者与爱国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