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金槐

　　1948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1949年参加工作，1950年调到河南省文物考古部门工作。安金槐先生于1952年参加了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此后，他长期担任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副队长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研究员，并历任河南省政协第五届委员、全国政协第六届和第七届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考古学科组成员、河南省科技史学会理事长、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名誉会长、河南省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等职。1996年，又被国家科委聘为全国“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担任商前期年代学研究课题组组长。2000年8月，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聘为学术顾问。
　　个人生平安金槐先生在其50余年的考古生涯中，以严谨、求实的学风和吃苦耐劳、勤劳钻研的精神，走遍了中原大地的山山水水。在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考古与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成就，对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进步，对河南省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他曾先后主持发掘了泌阳板桥水库、郑州商城、郑韩故城、淅川下王岗、洛阳含嘉仓、登封双庙沟、登封王城岗与阳城、密县打虎亭汉墓、南阳杨官寺汉墓等数十处大型古遗址古墓葬。还主持参加了密县和登封古瓷窑址、丹江库区、颍河上游等许多地方的考古调查。安金槐先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可以郑州商城遗址的发现与隞都说的提出、原始瓷器起源于商代说、登封王城岗的发掘与夏文化探索等作为代表。
　　20世纪50年代初20世纪50年代初，安金槐先生主持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工作，先是发掘了二里岗遗址，随后在郑州发掘了一系列的商代遗存，包括有商代铸铜和制陶遗址。1954年他编写《郑州二里岗》时，就完成了郑州商代二里岗文化的考古学分期。还指出“郑州在商代当不是一般的小村落，很可能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大城邑”。并认为“郑州在殷代应属隞”。随着郑州商代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又发现了商代的夯土，并经钻探大体搞清了由夯土围成的长方形城址。在我国第一次找到了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王都。1961年，他发表了《试论郑州商代城址——隞都》的论文。后来又在城内发现了宫殿遗址，并最终确认了郑州商城是一座周长近7公里，城墙保存最高处约5米、一般高为1～2米的商代重要城址。郑州商城的发现开创了商代考古的新局面，而二里岗商文化的发掘研究，更成为商代考古学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
　　20世纪60年代原始瓷器起源于商代说的提出是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安金槐先生在研究商代器物时，发现有的器物表面有釉，这些器物的胎质呈灰白色且很坚硬，经化验为瓷土。这时，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有可能不是陶器，应是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白陶和几何纹硬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始青瓷器。为此，他于1960年发表《谈谈郑州商代瓷器的几个问题》的论文。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的瓷器起源于东汉或魏晋时期，而商代原始瓷器的发现，将中国瓷器起源的历史至少提早了1500余年，引起国内、外文物考古学界和陶瓷学界的关注。安金槐先生于1978年发表的《对于我国瓷器起源问题的初步探讨》，进一步阐述了原始瓷器起源于商代的观点，他的这一观点被1981年出版的《中国古陶瓷史》所采用，为中国陶瓷发展史的研究，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20世纪70年代中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安金槐先生主持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发现一座龙山文化晚期的古城址，他结合文献记载和前人考证，提出了该城址为夏代禹都阳城的观点，但因其面积较小而引起争论。近年，在国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科研项目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在这里发现一座同时期的大城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其北墙城壕长630米，向东延伸将王城岗古城址围护其中，二者关系极为密切。并发现夯土基址和玉礼器等遗存，为夏代禹都阳城提供更重要的佐证。早在郑州商城发掘获得收获，商文化研究有重要进展的时候，安金槐先生已开始考虑探索夏文化。文献资料中有关夏的记载不多，为探索夏文化而开展的考古工作也是比较有限的。他就凭着这不多的文献和原来有限的工作，以极大的学术勇气和深邃的学术眼光，把探索夏文化的重点放到登封。王城岗古城址的发现，迎来了1977年国家文物局在登封召开的夏文化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对王城岗古城的发现给予积极的评价和肯定，使之成为探索夏文化中的一次重大突破。
　　《登封王城岗与阳城》可以说安金槐先生首先发现的郑州商城，拉开了商代城址考古的序幕；那么登封王城岗第一座龙山古城的发现，同样开创了龙山城址发现与研究的新局面。由城址研究商文化，到从城址寻找夏文化，这不能不说是找到了一条从考古学研究夏、商史的新路。